近年来，我国地方金融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金交所”）在服务地方实体经济、丰富融资渠道方面曾发挥过一定作用，但随着规模扩张和业务异化，部分金交所逐渐偏离“服务中小微企业”的初心，沦为规避监管的“灰色地带”，积累了金融风险，在此背景下，“取消地方金融交易所”的呼声日益高涨，这不仅是对金融乱象的纠偏，更是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、筑牢国家金融安全防线的必然要求。

地方金融交易所的异化：从“补充者”到“风险源”

地方金融交易所诞生于2010年前后，初衷是为地方中小微企业提供一个直接融资平台，对接民间资金与实体需求，在实践中，部分金交所逐渐“跑偏”，沦为监管套利的工具。

其一，业务边界无限扩张，部分金交所从传统的资产交易、私募债发行，转向收益权、债权等“非标资产”打包拆分，甚至为房地产企业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（LGFV）等受限主体提供融资通道，变相突破信贷规模、债券发行等监管红线。

其二，投资者保护形同虚设，金交所产品往往以“高收益、低风险”为噱头，向不明真相的散户销售，但底层资产不透明、信息披露不充分，风险事件频发，据不完全统计，2022年以来，全国范围内涉及金交所产品的违约事件超百起，涉案金额动辄数十亿元，投资者血本无归。

其三，监管真空与套利循环，金交所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“谁批设、谁监管”，但地方监管资源有限、专业能力不足，易形成“重审批、轻监管”的倾向，部分金交所通过“跨区域展业”规避监管，利用不同地区政策差异，形成“监管洼地”，吸引高风险资金空转套利。

取消的必要性：斩断风险链条，回归金融本源

取消地方金融交易所，并非否定金融创新的价值，而是要清除偏离轨道的“伪创新”，让金融服务回归本源。

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必然选择。 金交所作为“影子银行”的重要载体，其非标资产通过多层嵌套、通道业务，与银行、信托、保险等金融机构深度绑定，风险具有隐蔽性和传染性，一旦某个环节违约，极易引发“多米诺骨牌效应”，冲击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，近年来，部分房企通过金交所进行“明股实债”融资，最终风险蔓延至银行体系，便是深刻教训。

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。 金融的核心是服务实体经济，而非自我循环，当前，我国已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（主板、科创板、创业板、新三板），银行、债券、股票等融资渠道已能覆盖不同规模企业的需求，金交所不仅未能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“融资难、融资贵”问题，反而因高融资成本、高风险特征，挤占了实体经济的信贷资源，取消金交所，可将更多金融资源引导至正规市场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

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迫切需要。 金交所的监管套利，破坏了金融市场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正规金融机构需严格遵守资本充足率、风险拨备等监管指标，而部分金交所通过“灵活操作”规避监管，形成“劣币驱逐良币”效应，取消金交所，有助于消除监管洼地，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金融环境。

取消的路径与保障：平稳过渡，标本兼治

取消地方金融交易所是一项系统

工程，需统筹推进风险处置、机构转型与监管强化，确保“退得出、稳得住”。

其一，分类施策，平稳处置存量风险。 对已存续的金交所产品，应建立“白名单”制度，明确兑付责任主体，通过资产重组、债务展期等方式推动风险化解，避免“一刀切”式违约引发市场恐慌，对涉嫌非法集资、欺诈发行的金交所，应依法严厉打击，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其二，引导转型，服务地方金融需求。 部分合规经营、服务能力较强的金交所，可转型为地方金融资产登记托管平台或私募股权交易中心，专注于服务本地中小微企业股权融资、资产流转等业务，与全国性资本市场形成互补。

其三，强化监管，填补制度漏洞。 取消金交所后，需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，明确地方金融监管局的职责边界，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，避免“一放了之”，应推动《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落地，为金融监管提供法治保障。

取消地方金融交易所，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举措，唯有剥离附着在金交所身上的“监管套利”外衣，才能让金融真正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安全屏障，这既是对历史负责,更是对未来负责的必然选择。